9月10日，作为2024年浦江创新论坛的关键组成部分，第四届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圆满举行。本次论坛打造了一场思想与智慧的盛宴，为企业创新成果提供了展示平台，汇聚行业领袖、投资精英、学术先锋、企业创新代表、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等众多嘉宾。论坛围绕企业科技创新、投融资、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疗、跨境出海、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数字化转型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旨在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传播最新科技成果和创新理念，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创新、包容互利的国际科技合作体系，共同塑造企业创新的未来。
本次论坛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由《中国企业报》中企视讯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联合主办，并得到了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德勤中国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大力支持。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德勤中国对外投资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王琛在论坛上发表《对外投资税务考量》的主题演讲，聚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税务问题，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管理税务风险并提升税务效率。
演讲伊始，王琛引用了根据今年1月至7月的对外投资数据。截至7月，全行业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近1000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产业投资达到835亿美元，同比增长16.2%。从存量角度来看，我国截至2023年底在境外的整体对外投资存量达到近3万亿美元。王琛对此表示，无论是高速增长的增量，还是庞大的存量，如何有效管理以防控风险，成为了摆在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根据王琛观察，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角色转变主要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驱动。她解释说：“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产业升级，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并吸引国际化人才。通过并购、绿地投资以及合资等形式，我们可以获得这些资源。此外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因此我们有能力向国际市场输出这些优势产品。欧美市场对中国产品的认可度很高，这也促使中国企业加大了国际市场的投入。”
从外部因素看，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要求中国企业打造更加灵活和国际化的供应链体系。为应对这些挑战，德勤提炼出了一套跨境税务管理的方法论，旨在简化企业家的记忆负担，使其能够在国际化过程中更加轻松应对税务问题。
王琛表示，这套方法论的核心可以用一个“全”字概括，即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各方面因素。具体来说，方法论包含两大部分：一是纵向的控股架构管理，二是横向的运营模式管理。
纵向的控股架构是企业出海首先要解决的投资路径问题，即如何搭建控股架构。我们建议在投资开始就要想好如何规划股权架构，因为任何股权架构的改变通常都伴随着税务负担。王琛表示，纵向控股架构的规划需要与企业中长期业务发展和资本市场计划相匹配，从股息汇回、投资退出或集团重组等多个维度，寻求架构的长期可延展性和灵活性的平衡。 例如，一家中国企业计划通过一家香港控股公司长期投资美国项目公司，预期在未来可以实现稳定的股息回流。尽管香港控股公司是中国内地出海投资非常常见的控股公司所在地，但是香港和美国没有签订税收协定。因此，美国项目公司赚取所得若以股息形式汇给香港股东将直接触发30%的股息预提税。如此高昂的税负将直接影响整个项目的利润回报。那是不是我们选择在一个与美国签有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地区设立控股公司就可以降低美国项目公司股息回流的税务负担呢？其实并不是，从国际税收发展大趋势来看，适用双边税收协定的前提是股息汇出方和接收方是税收协定缔约国居民，股息接收方需要是股息受益所有人，这就对控股公司的经济实质提出了要求。当然，不同的税收协定、不同的国内法对于适用税收协定优惠待遇都提出了要求，例如美国协定中常见的利益限制条款 （Limitation on Benefits Clause），我们通常需要逐案研究以判定税收优惠待遇的适用性。总体而言，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如何维系控股架构的有效性，也是企业内部财税团队需要长期关注的重要事项。
横向的运营模式管理则需关注供应链、人员管理、资金安排、知识产权规划、等多个方面。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考虑“备份”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N”模式。例如，为规避出口贸易面临的潜在地缘政治风险和海外贸易壁垒，汽车和新能源行业头部企业正加速在海外建厂。王琛强调，企业不仅需要关注工厂所在国的原产地规则，同样也需要高度关注市场国有关原产地规则下的本地化生产要求。
此外，企业出海还涉及到人才派遣（包含海外常驻、海外差旅等），企业需要特别关注接收国当地个人所得税遵从规定、母国税收抵免政策、以及常设机构的风险防御。人才派遣同样也需要关注接收国出入境管理、劳动法、社保等各类法规规定。
企业出海投资规划融资安排时，需要综合考虑借款方和贷款方的综合税负，以合理规划贷款主体和资金路径。例如，借款方的税务影响主要体现在利息税前抵扣、资本弱化规定下的利息扣除限制以及利息支付的预提所得税、间接税负等影响。合适的融资安排若在借款方层面形成“利息抵税效应”，则有机会降低整体有效税率。当然，我们也需要关注贷款方的影响，以及相关融资安排是否符合转让定价规定等。
王琛还指出，针对医药行业和AI技术的研发，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企业可能需要在境外进行二次研发，以便符合当地市场准入规则。企业在布局海外研发中心、IP中心的时候，基于商业和战略考量，企业可以从税务多个维度选定合适的国家/地区。首先，企业可以结合相关国家（地区）对于IP优惠的税收政策规定，初步判断税收优惠的适用性。此外，企业还需要关注不同国家/地区的实体向研发中心、IP中心支付服务费、授权费的税务影响；更需要关注转让定价政策，例如，若认定IP中心赚取的利润超过了其在集团价值链中实际应能享受的部分，则其他国家税务局可能通过纳税调整（例如，不允许授权费用税前扣除的方式），致使该部分费用在集团层面被双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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